雕刻时光

不胜审查、迁徙、改变的痛苦，干脆一劳永逸，靠了新浪这棵大树，希望那里安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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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学历史教科书，一方面，共军不遗余力地推动抗战，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平型关大捷，有百团大战。八路军、新四军的光辉抗战形象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几次大的会战一败涂地，炸毁花园口导致民众浮尸百万，还在背后弄共党的小九九，这就是我们了解的中国抗战史。

对于这样的历史，国人早有怀疑。凭八路军、新四军，就能挡住日本的几十万铁骑？但对国军的抗战历史，却很少人真正关注。几次正面的，就是仁安羌会战、台儿庄大捷，还有几位殉国的将军。

《我的团长我的团》，把冰封的国军抗战史，撕开了一个裂缝。

1、按图索骥，我加紧读了一些国军抗战史的资料。

《大国之魂》，邓贤著。作者父亲是缅甸远征军军官。一次偶然经历了解了松山战役（《我的团长我的团》取材于此），便写了这部描写中国远征军的书。据说崔永元看了这部书，拍了一部纪录片，兰晓龙看了纪录片，才萌生了写《我的团长我的团》剧本的念头。

《黄河殇——1938·花园口》，邓贤著。

《国民党正面抗战纪实》。书写的并不好，但把国民党抗战整个过程进行了叙述。其中一些人物对话明显虚构，可以跳过不看。

2、发现一位奇人：蒋百里。

此人早年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与蔡锷分别名列年纪第一、第二，得到过日本天皇御赐军刀。

归国后是袁世凯、黎元洪、蒋介石等国家首脑的座上客，与梁启超相互酬唱，和胡适组织新月社，徐志摩和他是生死弟兄。

早在抗战十年前就预言，日本将从东北、上海两地展开进攻，中国将迁都西南，在武汉展开会战。他的以空间换时间，全面抗战理念，是中国抗战的主导思想。他的《抗战基本观念》，是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滥觞。

他还著有《欧洲文艺复兴史》、《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见解独到，堪称杰作。

3、据我奶奶讲，我爷爷早年参加国民党军队，曾是一名炮兵连长。后被共军俘获，当时穿着军长制服，曾误以为军长。被俘时是冬天，大雪齐腰。后来归顺共军，建国后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小时候我看到过五六枚勋章，还有一本退伍证。

爷爷从朝鲜回来，参加了新安江水库建设。最近看到有本书，《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迟到五十年的报告）》，相比那又是一桩公案。

一位美国人，他和他的朋友寻访了中国终南山一代的隐士，用白描的手法，展现了他对中国当代隐士这一群体生存状况的观察。书名是《空谷幽兰——寻访当代中国隐士》。

中国向来有隐逸传统。印象中的隐士，穿着干净朴素的长衫，昂然洒脱，飘逸不群，幽居空谷，鸟兽为伍，不食人间烟火，过着纯精神生活。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始终游离于主流世界与历史的边缘，是正统历史下一条不断流淌的暗河。它潜伏于地下，又偶与主流汇合，而更多地，被主流冲刷，彼此胶着，而最终，都将归入大海。

世间存在着无数法则。一些法则，影响力小，并且可以规避。而有的法则，则是必然伴随群体的。群体驱逐个体，就是这样一条法则，并不因社会制度的改变而改变。一些隐士，希翼脱离社会，在纯粹自然中寻求个体生命的圆融，但这样的尝试往往以失败告终，对个体而言，群体总是若即若离。隐居终南山的人们，他们的修行面临着无数干扰，政府官员、香客、游客、国家建设、地方经济等等。人们只能选择妥协，或者跑入更深的深山里。事实上，群体法则总是困扰着修道者，或许逃离就是修道的过程，若真有一天悟得大道入尘，便是功德圆满了。

禅讲究顿悟，然而悟并非读名人名言后的灵光一闪——原来如此。开悟是个漫长的过程，隐士们造访深山，冥思苦想而不得，并非他们缺乏慧根，而是因为知“道”不易。时间如果没有刻度，将变得无比漫长，而在寂寞漫长修道的过程中，他们在思索什么？如何证道？根据大师虚云记载，自己在终南山修道期间，一日正要做午饭，想抽空打坐，结果入定了，等醒来，锅已经发霉，门外都是虎狼的足迹。小时候听老人说，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对得道者来说，历史的长河不过一粟。

顺着法无自性这一前提推理下去，对个体而言，死似乎是唯一的结果。因为：1、法无自性。2、人生面临无数选择，而道要求的是无条件的信靠，而非选择。这样想下去，跳楼自杀也会身轻如燕。由于佛学内容只知道些皮毛，上面的思路是否算着了空见？据说宁执有见如须弥山，不可着空见如芥子。还乞高人指点一二。

狂喜狂悲

小伟结婚了，我参加了婚礼。

婚礼在一个农家小院举行，正厅围的水泄不通，新郎新娘行了中国传统的拜堂之礼，面对面在正厅绕行三圈，司仪念念有词，用的是嘉兴方言，我没有听懂。

垒起七星灶，摆开八仙桌，农家婚礼丰盛而隆重。

中国向来是重礼的。哪怕在浙江农村，也依然保留着传统的礼仪。

席间，谈到中国婚俗与西方婚俗的区别。中国婚俗，重在拜天地，敬亲朋。西方婚俗，重在向上帝许诺。我想，这大概与中国的耻感文化、西方的罪感文化有关。

在高速现代化的今天，人们感到道德颓丧，为耻感文化社会基础发生重大变化，新道德标准未建立之故。

喝完喜酒，和子凌、志诚同学在附近海堤逛了逛。

就在闲聊间，听到了一个噩耗：

一个女同学，跳楼自杀了！

取舍

这其实是一个迟到了的噩耗。事情已经过去快半年了。

但仍让我头皮一麻。有些无措，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于是就问，死在哪里，葬在哪里。同学说我问的不妥，其实我在掩饰。

因为我怕。

还因为，除了这个，我不知道该问什么了。

这个女同学，是我大学寝室同学的女朋友，也是我的同学。

子凌说她优雅端庄，我觉得不对，在我记忆中，她端庄，雍容。

但是什么让她选择这样决绝的归宿，如此地惨烈。

王小波《似水流年》中描写贺先生的那一段场景，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

可能性

以前我认为，概率是很无谓的东西。

因为当一个事情没有发生在你身上，就是无，就是0％。当发生在你身上，就是王小波说的中了彩，就是100％。

0％和100％之间的数字，只是无法穷尽的可能，同时也是虚空。

但我现在想，哪怕是虚空，也是有。

虚有胜于虚无。

她要舍弃自己的所有，投入无尽的虚无，该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从大学时光到噩耗中间，发生了什么，我们无从知晓。

但我想，以头触地，是卑微生命得到尊严的最坚决的方式。

或许她就是如此作出的取舍。

暂时与永远

关于她的死，我问了她以前男朋友，我的大学寝室同学。

他说，听到噩耗，翻出了她当年唱的一首歌，听了很多遍。

生与死，我们年轻人是很无谓的。我们从来没有料到，它如此真切。

就像子凌说，如自以为永不松动的板块突然断裂，如野营的队伍未看见芳草而有人掉队。

而阴阳两界，永远相隔。

这是一条跨不过去的河流，我们站在这边，知道她就在那边，永远也看不到对岸。

这种内心的欠然，或许是上帝对人原罪的最大惩罚。

亲人或余悲，他人亦以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突然想到，悲是对死亡的哀鸣，歌，何尝又不是呢？

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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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完《激荡三十年》，讲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企业的成长，在读《十亿消费者》，刚在看第一章。

《十亿消费者》中，对本质注重财富的中国人有精确的描述。中国人大概总是注重财富和事功的。古代就留下了无数碑碣牌坊，颂表赞铭。连隐居也是为了积极入世。依照我的理解，这样的民族心理来源于耻感文化。这在书中有所提及。同时我联想到《菊花与剑》中提及的日本耻感文化，与中国的耻感在表现上似乎有所不同。

说到中国人关注事功，我还有更多的例子，比如很多人接受了读史鉴今的观点，认为历史总是在重复中演进。读完《激荡三十年》，我更深切体会到，读史的最大作用不是鉴今，而是知势。

黄仁宇对历史演进模式的归纳，类似生物学的逐步螺旋向上的立体曲线。就象一串提起来的受潮了的蚊香。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有相反的力作用着，他们相互牵制，但共同推荐了历史的缓慢，线性发展。

而读史，越来越让我感受到势的重要性。历史的发展是复杂晦涩的，但我们总能透过现实的迷雾，从朦胧中看出历史的下一步走向。改革开放中的弄潮儿们，正是自觉不自觉地抓住了时代的脉搏，才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构筑起了他们各自庞大的商业帝国。据说柳传志是有感于《人民日报》的开始报道农民养牛的文章，他感受到了解冻的气息。至今许多人还习惯于从这份变态的报纸中闻政治气息。

知今之大势与鉴今完全是两回事。历史发展具有很强的概率性质，特别体现在传奇人物身上。知道昨天与今天的关系，丝毫无助于推断今天与明天的关系（汉译名著丛书中《最后的沉思》，开篇即讨论这一问题）。而势是立体的，它引导我们对下一步作出尽可能理性的判断。知势的落脚点在今，鉴今的落脚点在古。也就是说，我认为，读史应该是引导锻炼我们的思维模式，而不是归纳历史发展片段的类型模式。

知势者，会对历史潮流有意无意的自觉。古人归纳，识时务者为俊杰。古代的一些宰辅之臣深谙此理。《张居正传》中的徐阶便是这样的人。《激荡三十年》中提到的后来叱咤中国商业的早期精英们，很多都有这样的自觉。

目前读后感就是这些。

另，读史还有一层乐趣，权谋。底层百姓对此津津乐道，一切受人民群众广泛喜爱的文艺作品都含有一定的权谋因素。从八个样板戏到香港连续剧，三国水浒到纸醉金迷。

另，刚看完三部八十年代小说，再回头看改革开放的一些历史细节，对照起来颇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