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这是一次普通的慰问活动，对象是省特级专家严小军，他距离两院院士几乎只有一步之遥了。是自从吴训威教授逝世后，宁大拿得出手的院士候选人。

但实质上，很多人看到了，陈新应该是个新任领导，而且主管的就是教育口的，他之前去教育局考察了。那么他去宁大也就是摸底来的。

自然的，宁大也会趁此机会提出自己的需求。所以这个才是关键：“希望市政府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经费的投入力度，加快宁波市研究生院建设，积极支持宁波大学列为部省市共建院校，为宁波大学的进一步发展给予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看到没有？1.是要钱。2.是要推研究生院。3.要进部省市共建。4.是要求政策支持。

与以往不同的是，宁大校长首次提出了“部省市共建院校”这个概念。甚至，这是国内第一次有这个提法。所以非常值得关注。

那么宁大现在是省市共建，他为什么要争取进入教育部呢？出于什么考虑？

经过研究，教授得出了一些看法，如下：

1.要钱。对的，就是要钱。
原则上多头共管对于一所学校来说不是太好的事情，尤其是世界上不止有一所高校时，会落得爹不疼娘不爱，相互制衡很重要。宁大提三方共管的目的当然是争取国家的钱。因为宁波不肯投钱，投入产出比太低太慢，他没有积极性。省里也不肯出钱，有亲生儿子工大在，宁大永远是老二，甚至有老三的倾向。对宁大来说，省、市的钱都很要紧，他不做市属院校，也做不成省属院校（就算省属了，也没地位）。因此就打了教育部的主意。

2.教育部上层对3方共管已经默许了。
这点就目前来看已经相当明显了。1.宁大破天荒得到了教育部创新团队的立项，这个创新团队很难申请。2.宁大破天荒得到了外国专家局的引智基地立项，这在地方院校是唯一的。3.宁大破天荒地以其他方式得到了博士点。

以上均显示，中央那层关系已经基本上打通了。但是所谓面子，也就是说需要由下而上地去申请，这时，地方政府的支持就相当重要。

3.曲线发展。
08年两会上，宁大的代表和市府代表都上书要求做高教试点，试点内容就是要求权力下放，强市弱省。值得注意的是同期省府代表则是要求推动工大入211。所以，这点上省市两方分歧很大。“宁波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论坛暨宁波大学区域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这个组织目前也相当活跃，之前他们发布宣言，要搞区域高教研究之类的。

教育部可能也想来个部管市做个实验看看，行政上有特区，高教为什么不搞特区呢。选择宁波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宁波高校底子薄弱，折腾坏了也没事，不像老校，一折腾阻力太大。同时，宁波经济又好，又处在转型期。刚好宁大也有这个想法。

但是，如此一来省一级肯定是不乐意的，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教育部也加入共管行列，这样宁大可以成为计划单列校，对于学位点、科研项目、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搞个特殊。

4.宁大有啥好处
目前我国高教是“三级办学 （国家、省、地市政府）、两级管理 （国家、省）的高校宏观管理体制”。如果宁大列为“省市共建院校”，那么办学这块打通了，好处很多。

“一是在现有的国家、省两级管理框架下，给试验区所在城市政府在专业设置布局、招生规模结构、教师人事管理、经费投入审核、教育教学改革等方面进行适度统筹协调的权限；二是依照 《高等教育法》的规定，给予试验区内的各级各类高等院校落实较为充分的办学自主权。”

也就是说，宁大要搞几个硕士点就方便多了，搞几个团队也方便了。另外，由于部也管，相应的宁大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可以提高。不过，估计宁大的行政级别不会变动。

查了下学校的新闻，估计以下几个学院有希望申报博士点，括号内为可能申报的专业。

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争取在博士点建设上有所突破
1.英语言文学

宁波大学商学院：
关注博士点申报进展
1.国际贸易

宁波大学医学院:
争取早日申报博士点
1.外科学

宁波大学法学院：
争取成功申报博士点
1.民商法学

宁波大学理学院：
申报博士点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1.理论物理
2.基础数学

宁波大学体育学院：
以博士点申报、重点专业建设为龙头
1.体育学

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特别是博士点申报等积极发言
1.心理学

另外，根据学科布置，还有一些专业可能悄悄地在做，尤其是已经成功申报博士点的学院。

如：
宁波大学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1.生物工程
2.食品科学
3.生物技术

宁波大学工学院：
1.机械工程
2.机械自动化

宁波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1.计算机应用
2.电路系统

另外有可能实现申博的是：
宁波大学材料与化学学院
1.材料物理与化学

工学院、生命学院、建工学院联合申报
1.环境科学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利明被宁波大学聘为宁波大学包玉刚讲座教授，这是宁波大学启动讲座教授计划以来聘任的第四位讲座教授，也是法学学科聘任的第二位包玉刚讲座教授，可以分析出宁波大学在加强优势学科上的新动向。

宁波大学包玉刚讲座教授是2007年3月4日在北京成立的，而原始基金构成则是由包玉刚女儿包陪庆出资1000万元、宁波大学与宁波市政府各配套1000万元、中石化集团出资500万元，共计3500万元，是宁波大学资金最高的一个基金。（第二高应该是叶岚博士基金）

在新闻稿上可以发现，该计划的目的是支持、鼓励宁波大学各学科特别是重点学科引进或聘请国内外高水平的知名教授，帮助宁波大学提高科研水平和教学水平。

而从相关文件显示（有意思的是该计划的成文管理办法是一年后发布的）受聘该计划的教授的确切目的是“能够指导或引领相关学科开展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工作以及博士学位点的申报和建设工作。”

根据该计划实施一年以来的聘任人选可以看出，四位教授集中在工程力学、通信与法学三个学科，似乎可以找到不同的聘任目的。

其中第一位教授为蒙特利尔大学的吴柯教授，该教授专长在通信学科，同时亦在多处研究项目上发现该教授牵头申报的贡献，由此可以判定，延聘吴柯教授旨在提升宁波大学通信学科的研发能力，提升该学科的优势。此处插一句，去年省厅下文，宁大、工大、杭电三大通信强校联合组建“省通信工程重点实验室”，而其中宁大拥有通信重中之重，可解读为宁大通信学科优势的下挫。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振民教授为第二位受聘教授，该教授也是在计划启动仪式上代表受聘教授发言的唯一人选，王教授专长在于宪法学，与宁大主攻的民商法学相去甚远，不知何为，但显然与宁大法学院冲击法学博士点不无关系。

第三位讲座教授对应的是宁大工学院工程力学学科。作为香港科技大学协理副校长的余同希教授受聘的意义则在于提升宁大工程力学的声望，因宁大工程力学作为同时拥有博士点和3位“钱江学者”的学科，整体实力尚可，更多缺乏的是外界的认知。

此次聘任的中国人大法学院院长王利明教授，则可以视作宁大重振法学的一个努力。据可信消息，宁大智囊团在分析07与08两年武书连大学排行榜之后发现，入选100强的学科中唯有法学呈下跌状态，同时，法学在省内高校中的领先地位受到挑战，以及冲击第二批博士点的考虑，加强该学科的整体实力已刻不容缓。

从宁大的法学师资来看，冲击博士点勉为其难，因此，聘任“甬江学者”彭诚信，以及两位国内顶尖法学院的“院长级人物”均是为了快速提升法学系实力。

——宁波工程学院与宁大校友的前世今生

文/NBUO

前几天省委组织部在宁波工程学院宣布省委、省政府的决定：宁波市镇海区委书记郭华巍调任宁波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有很多人认为这是宁波工程学院要变强的信号，一如他们认为调任宁波市委常委来宁波大学任党委书记是提升宁大的标志一样。因为以堂堂区委书记之位去高校，定是以行政经验来带动高校发展，他们站的太远，总以为这是先进带后进，但事物都是两方面的。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来看，就未必愿意带这“后进”了。

中国高校的特色往往在此，尽管高校的行政级别很高，但是实权有限，而且施展空间极小，又油水清寡。除非是刚出头的政治新星，否则以高位屈就高校，多数属于前途不看好型。

OK，政治上的东西不多说。

郭华巍的简历，似乎很难看出他的第一学历，曾记得他在宁大新闻上出现。然后查宁大资料，发现郭华巍实际上是宁波大学校友总会镇海分会的会长，又查，他是1982年入学的，专业是物理系，也就是说完整的表述是宁波师范学院物理系专科。

郭华巍是宁大校友，这是确凿无疑的。

一个萝卜一个坑，来了新书记，那么老的书记去哪儿了？

老书记进去了。

前书记是为何心展，也许一些宁大学生有过印象，因为他曾任宁波大学副校长，大概在去年因为受贿而被告，因此也有人欢呼（老夏，何心展进去了！）。

但是毕竟受贿而进去了，根在宁大任职期间，但革职是在宁工任上，算来，两校都不得好过，也算是欠了N多宁大学子之情。

说来，在宁大历史上，之前有先后两任基建处处长，在高校史上犹如双峰对侍，成为基建之绝唱。又有书记进局，而今又有副校长，都是关涉基建工程问题，让人不由得联系在一块当一贪污团队来联想，这真是一块神奇的土地。

不过到头来，苦的还是高校的学生。

原始出处：凯迪网络

　　评论：舍恩事件是21世纪以来世界上最大的科学作弊案，受到影响的不仅是他个人，并且包括在世界学术界享有盛誉的贝尔实验室、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以及《科学》和《自然》杂志。科学界的权威都能够被一个“小青年”胡弄得团团转，可想而知，在科学研究中伪造数据、弄虚作假的危害有多么严重。据说，国内有些大学钱多得花不完，於是悬出以下赏格：在《科学》和《自然》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奖金一百万人民币。不知道这个悬赏是在鼓励学者呢，还是在刺激骗子。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如果能让中国学术界的骗子在世界上曝光，花个一百万人民币，值！

　　5 印度库曼大学：校长剽窃案(主要参考文献：Maylie, D. Physics prof’s article found plagiarized; Raj, G. Plagiarism scandal brewing; Pande, S. Academic Scandal Rocks Kumaon University)

　　2002年春天，斯坦福大学物理学教授卡拉什收到了一个匿名电子邮件，邮件的内容是告诉她印度库曼大学(Kumaon University)的校长拉吉普(Balwant Singh Rajput)剽窃了她199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而与拉吉普一同剽窃的一个学生还要因为这篇剽窃的论文获得一项国际奖项。卡拉什在最初没想对此采取什么行动，但她后来听说库曼大学物理系主任被突然解雇，她决定插手。因为她认为这位主任是由於调查这桩剽窃案而丢掉工作的。

　　卡拉什在这年10月起草了一封给印度总统的信件，该信有七名斯坦福大学物理学教授(其中三名是诺贝尔奖得主)签名。在这封信中，卡拉什写到：“一代极有天赋的印度物理学家已经得到国际物理学界的广泛认可，并且为印度物理学带来了极大的荣誉。如果印度科学的这个崇高的声誉被少数几个剽窃者所败坏，那真是太可惜了。”虽然这封信没有能够直接到达印度总统的手中，但通过互联网络和权威学术刊物的报道，印度总统得知了这个事情，他於是组织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经过两个月的调查，这个委员会认定拉吉普剽窃案成立。2003年2月，拉吉普被印度政府撤了库曼大学校长的职务。

　　评论：库曼大学剽窃案与东南大学校长顾冠群剽窃案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主角都是大学校长，操刀剽窃的都是他们的学生，最后两个大学校长都把责任推给了自己的学生。但这两个案子的最大不同点是结局：印度的剽窃校长被解雇，而中国的剽窃校长则纹丝不动。zgzf在等什么呢？难道在等洋人教授写控告信？难道还需要诺贝尔奖得主的签名？顾冠群案不处理，中国科学的声誉，如果还有的话，就一定会败坏在这些学术小偷的手中。

　　6 迟到的惩罚(主要参考文献：Starr, D. Revisiting a 1930s Scandal, AACR to Rename a Prize；Hagmann, M. Researcher Rebuked for 20-Year-Old Misdeed.)

　　康乃琉斯•罗兹(Cornelius Rhoads，1898-1959)是美国著名癌症专家。在癌症研究领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个青年科学家大奖，Cornelius P. Rhoads Memorial Award，具有极高的地位。2003年，主持这个奖项的美国癌症研究学会(AACR)决定把康乃琉斯•罗兹的名字从这项有二十多年历史的大奖中去掉，理由是他不再适于充当青年科学家的楷模。为什么呢？

　　原来，在2002年，波多黎各大学的一位生物学教授偶然发现了康乃琉斯•罗兹在三十年代写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罗兹咒骂波多黎各人是世界上最脏、最懒、最下流、最好偷盗的民族。“这个岛屿需要的不是公共卫生事业，而是滔天的海浪或能够把这个种族彻底灭绝的灾难。”罗兹在这封信中还说，“我已经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来使这个灭绝进程向前推进：我杀了八个人，并且把癌细胞植入了另外几个人的身体。”虽然美国癌症研究学会组织的调查没有发现罗兹杀人或转移癌细胞的证据，但它得出的结论是，这封信本身就足够把他的名字从这项大奖中剔除。AACR接受了这个建议。

　　1999年，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学会(The Max Planck Society)主席发出了一项正式“谴责”(censure)，被谴责的对象是著名生物学家、马克思•普朗克医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的主任彼得•西伯格(Peter Seeburg)。原来，西伯格在20多年前曾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参与了人类生长激素基因的克隆。1998年，加利福尼亚大学与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就这项发明专利打起了官司，西伯格在法庭作证时说，他在1978年加入这家公司时，把这个基因的克隆也从加州大学带了过去。而且，他们后来在Nature上发表论文时，还伪造了这个克隆的来历。

 　　这篇证词一经公布，马克思•普朗克学会的主席马上组织了调查。后来，由於那家生物技术公司向加州大学交纳了两亿美元赔款，这个官司在庭外和解，马克思•普朗克学会的调查才终止。最后的处理决定是针对西伯格坦白的在发表论文时伪造数据，而不是“偷窃”基因克隆，因为在当时，加州大学尚没有这方面的明确规定。西伯格后来决定把自己从专利赔偿中所得的数百万美元捐献给慈善机构。

　　评论：从上面这两个例子来看，国际学术界中，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由於它的自我调控机制比较好，所以最终总能够伸张正义，铲除邪恶。也就是说，国际学术界存在一个向好的方向发展的进化机制。这个机制在中国目前的学术界根本就不存在，所以说，中国学术界是在向坏的方向发展，并且是在加速发展。从另一方面讲，罗兹的丑恶面目在他死去四十多年后终於暴露于世，他也受到了相应的惩罚。而中国那些踩着工农大众的脑袋往上爬的学者是否也能够被死后鞭尸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九 结论：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

　　行文至此，本该是笔者下结论的时候了。但我倒要先问一问中国学术界的那些人大代表，那些大学校长，以及中国科协的那个什么委员会：中国的学术腐败问题到底是被夸大了还是缩小了？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是被社会污染了，还是它正在污染着社会？你们自己说一说，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企望这些人会良心发现，承认中国学术腐败的现实。本文所举的事例，他们早都知道，而且知道得比别人还要多，还要详细。他们之所以闭着眼睛说瞎话，是因为他们的立场，他们的利益：学术腐败的严重性如果让政府和社会知道，他们这些人，或者说他们这个“阶级”，在这个“社会转型期”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得到的好处就可能会烟消云散。所以，即使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他们也要大声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也就是说，这些人的立场是和整个社会对立的，他们的利益是和中国公众相违的。

　　不过，这些学术腐败“低估派”的呼吁倒是件好事，它至少把学术腐败问题摆到了台面上，人们可以自由地讨论这个问题。最可恶的是那些闷头搞学术腐败的家伙：任凭你怎么批，怎么骂，只要他的职不被撤，只要他可以继续搞腐败，他都不在乎。名，我所好也，利，我所好也。名利不可兼得，舍名而取利也。这也就是中国目前学术界的一大特点─“笑贫不笑娼”：不管你的学术水平多么低劣，不管你的道德修养如何败坏，只要你有权，只要你能搞到钱，你就是中国学术界人人景仰的大腕儿和大师。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定性中国的学术腐败呢？应该说，这是一场规模空前、史无前例、世界罕见的社会腐败。说它是规模空前的，是因为在中国的学术界，在几乎所有的单位，所有的领域，所有的层次，人们都很难找到一块“净土”：腐败现象在随时随地地发生，人们已经对这些现象习以为常了。一位记者在调查顾冠群抄袭案时，就对学术界“内部一些人士见惯不惊的态度”感到吃惊。(马莉英：东大校长卷入剽窃风波续：有关人士接受专访)。说中国的学术腐败是史无前例的，世界罕见的，是因为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纵观人类历史，如此全方位、大规模、深层次的学术腐败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除了现在的中国。

　　大学诞生于十二世纪的欧洲，而现代科学诞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在中国，现代学术界，也就是以西方现代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教育、研究领域，最多只有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但在过去的大约十年里，中国的学者却把这个代表人类文明的大厦中的“中国馆”糟蹋成了污秽遍地、邪恶横行的权学、钱学交易市场。我不禁要问：他们哪来的这么大本事？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也许有人会问：是否可能给中国的学术腐败定定量呢？可以。2002年，就北大王铭铭抄袭事件，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说：“王铭铭抄袭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佚名：代表委员提醒：一流大学建设谨防3大误区）。200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邹承鲁先生在回答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问题，“(学术)腐败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普遍到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百分比？”时说：“我想如果在自然科学界的话，有10%也许有。”(中央电视台：邹承鲁：痛击科学腐败)。应该说，这个10%的比例只是对腐败人数的估计，也只是一个估计的下限，因为它仅包括了学术行为腐败，而没有包括高层次的学术腐败。其实，即使是10%，它也意味着中国的院士队伍中，有上百人是腐败院士；中国每年上万的新科博士，有数千是腐败博士；中国的几十万教授大军中，有几万人是腐败教授；中国每年几千亿元人民币的科学研究开发和高等教育经费，有数百亿元被学术腐败给吞噬掉了。

　　事实上，学术腐败分子吞噬的不仅是国家的财富。他们还在腐蚀这个民族的文化基础，败坏社会的道德风气，毁掉中国的“科教兴国”之梦。学术腐败对中国最大的危害就是它在破坏一代青年的良知，使这个腐败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梁勇：莫让学术腐败的风气玷污了孩子；楚舟：“剽教授”后面必有一批“窃学生”)。从这一点来说，学术腐败的危害性比吏治腐败和经济腐败都要大。实际上，学术腐败是吏治腐败、经济腐败势力的宣传部、后勤部、培训部，他们为社会上的腐败势力造舆论声势，给他们提供精神给养，为他们培养后续人材。学术腐败是中国社会的心腹大患！

　　章太炎曾把社会的腐败分成两种，一种是“土崩”，一种是“鱼烂”。土崩是从外面开始，一层一层地崩坍，而鱼烂则是从里面开始，一直向外烂。可以说，中国的学术界目前就处在鱼烂状态：它就象一具金缕玉衣包裹着的腐尸，从外面看金碧辉煌，但它散发的臭气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它腐败的程度。

　　中国学术界目前的状况不禁使人联想到中国科举制度崩溃的前夕。当时也是士风日下，举人遍地。翰林回乡，根本就没有了往昔的荣耀，富商大贾一改往日对他们的巴结奉承，相反，对他们避之唯恐不及。清朝的末科状元刘春霖在夺魁之后到各地拜访高官，俗称“打秋风”，饱受冷遇。(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这与现今的博士、教授贬值，何其相似！一位清末考生参加中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时的所见所闻是这样的：头场拆魁星、二场捉枪手、三场偷号灯。“士子之无行至此，科举虽欲不废，不可得也。”(钟毓龙《科场回忆录》，转引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这又与现在的大学考场多么相似！

　　历史很少有偶然的巧合，而今年又恰逢中国废除科举制度的一百周年。那么，菜教授满街走，水博士到处流，窃学生遍校园的现象，是否预示着中国学术界的腐败势力盛极而衰、行将灭亡呢？前段时间还传来上海“某名牌大学”的九名博士生集体炒导师鱿鱼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