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一）
原始出处：凯迪网络
为什么在中国的学术界小偷能够猖獗，强盗能够盛行？其原因和中国历史上历次大腐败爆发一样，不外是权奸当道。实际上，在中国目前的学术界，权力几乎变成了私有财产，掌权者利用权力攫取私利已经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这就是学术权力腐败。学术权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术界内的行政权力，一是所谓“学术权威”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前面提到，学术权力腐败是集团行为，它的实质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来瓜分、掠夺学术资源。换一句话说就是，在中国的学术界，权力等於权利，有力才能有利。这个利，既可以是当权者的个人之利，也可以是这个权力寡头的整体之利，还可以是学术界团伙之利。
学术权力腐败有哪些表现形式呢？至少有以下两种：
1 学术行为腐败的保护伞
2003年1月8日，《新语丝》网站发表了一篇揭发东南大学校长顾冠群院士涉嫌剽窃的文章。揭发文章问世之后不到24小时，东南大学就匆忙地完成了“细致的调查”，并且公布了“真相”。(东南大学：关于“东南大学校长剽窃外国同行成果”的真相的说明)。“真相”是什么呢？剽窃“完全是李仕锋的个人行为”。同是在这短短的24小时之内，顾冠群的学生李仕锋写出了公开检讨，而且还专门向顾冠群教授致歉。顾冠群校长则指示学校“要采取切实措施，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学术道德教育，严厉查处学风不正的行为。”东南大学则召开了“中层干部紧急会议”，下发《关于重申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的紧急通知》，“要求各院系狠抓落实，确保学术研究的严肃性与规范性。”(引文同上)
好一个紧锣密鼓。好一个雷厉风行。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人们也许会以为东南大学真的是一块“净土”，李仕锋剽窃案只是一个偶然事件，这个事件引发的“巨大反响”真如南京大学蒋校长所说，是“夸大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学在东大”嘛！可紧接着，涉及顾冠群剽窃的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文章被先后揭露了出来。此时的东南大学是什么反应？据《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报道：1月22日，东南大学副校长左惟对记者宣称，顾冠群对这四篇有问题的文章全都不知情。记者问左惟：“你们如何断定顾冠群院士不知情？”左惟答道：“李仕峰承认的，之后又写了第二份检查。”由於发表文章需要交纳“版面费”，而这个费用需要导师签名才能够报销，所以记者要求查看报销单据，以确证顾冠群不知情，但这个要求被学校拒绝了。记者要求会见李仕锋，学校则答曰已经把他“送回老家了”，连他的电话和地址都不告诉记者。记者与东南大学其它博士生交谈，发现他们都很紧张，因为他们都被“关照”过，“正在关头上，不能出差错”。(翟明磊、李虎军：东大校长卷入剽窃风波)。2月份，《南京现代快报》记者继续就这一事件采访被顾校长称为对整个事件“都知道”的左惟副校长。可他却既不知道当初究竟是谁在事发后24小时之内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又宣称对此事“不需要调查”。(马莉英：东大校长卷入剽窃风波续：有关人士接受专访)。很明显，为了应付这个剽窃事件，东南大学的整个官僚机器都动员了起来，其使命只有一个：保护顾冠群。如果顾冠群不是校长，不是院士，东南大学会这么做吗？
东南大学并不是孤立的。其它如中国科学院包庇弄虚作假的洪国藩院士、山东大学包庇巧取豪夺他人成果的蒋民华院士、浙江大学包庇自我剽窃的褚健教授，事例可以说不胜枚举。洪国藩的水稻基因组物理全图案被我称为学术界的远华案，因为它涉及的金额巨大，牵连的人物通天，造成的社会影响极坏。其它包庇学术腐败的行为一般是由下面的人或者“单位”出力，来包庇头面人物的腐败，而这个案子却颇为奇怪：中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院士不惜当众说谎来为“小小的”洪国藩保驾。[亦明：扯下中国院士的神秘面纱(二)：欺世盗名的院士]。这个黑幕的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交易？可以想象，当这块黑幕被扯下之后，露出的东西定将震动整个学术界。
山东大学教授蒋民华强盗他人科技成果案虽然发生在九十年代以前，但对这个大案的包庇却发生在21世纪的今天。就在于锡玲教授把她的揭发材料在互联网上公开之后不久，山东大学党委做出了《关于向蒋民华院士学习的决定》，算是“对这件事的正面回复，目的是为了堵住一些人的谣言，也是学校的最终回复”。(许凯：蒋民华院士“剽窃”事件调查)。于锡玲教授的检举材料如此翔实，并且有前届学校当局组织的调查结果为佐证，可目前的山东大学领导似乎根本就不屑于搞清楚事实真相，他们出於本能地保护既得利益者，这既是蒋民华，也是他们自己。於是山东大学就通过这个一纸“决定”侧面地答复了揭发人：让你告，看你到底有多大的本事？不信胳膊还能拧过大腿！
也许有人会说，褚健既不是院士，也不是校长，浙大为什么要包庇他？这其中也许有隐蔽的原因，但表面的原因也不少。褚健教授虽然年轻(今年四十岁刚出头)，但他在浙大有这么一大堆头衔：共产党员，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首批特聘教授，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除此之外，他还是浙大中控公司总裁、先进控制研究所所长、工业控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和工业自动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去年，他开完全国人大，返回杭州，不是住在家里，而是下榻杭州著名的四星级酒店之江饭店，他在浙大中控公司的手下要“手捧鲜花抵达之江饭店，代表浙大中控全体员工迎接褚键总裁凯旋归来”。(田颖颖：全国人大代表褚健总裁回杭谈感受)。这么潇洒的教授，在当权者的眼中，比一般的院士还要重要，出了点儿腐败，能不保吗？[亦明：流氓教授与骗子学生(二)]。
所以说，有权力集团给他们罩着，这些大腕儿们腐败起来当然是有恃无恐。有大腕儿们做榜样，中国的学术行为腐败自然会一浪高过一浪。
2 学术界：权力角逐场
中国的学者自古以来就有“清高”的传统：即使是对名利看得很重，但至少在表面上也要显得对它们的淡漠。可如今的中国学术界，“清高”早就无影无踪、荡然无存了，对名利的追逐完全可以用“赤裸裸”来形容。而他们追逐名利的捷径就是疯狂地攫取权力。
在目前的中国学术界，对权力的崇拜和向往可以说是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学者当上教授、博导并不算功成名就，因为他们只能管管自己的学生，权力不够大。只有在当上了处长、院长、校长，事业才算步入了辉煌。有一名“211”学校的博导，手里拿着出国进修的机会迟迟不敢动身。问之，则答曰：怕发生“政变”。问者不解，经他人指点，原来这个博导是某个学院的第四副院长，怕在出国期间，失去这个得来不易的位置。笔者曾亲眼看见一位副校长(当然也是一位博导)是如何“晋见”该校党委书记的：直挺着腰板，用半个屁股坐在沙发沿儿上，另半个屁股是悬空的。那姿势，活现出一位太监被皇帝赐坐，想坐不敢坐但又不得不坐的奴才心态。一个学者，活得却是如此猥琐，他能搞出什么样的学问呢？“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没有了人格尊严的人，连匹夫都算不上，还能算是学者吗？
当然，攫取权力是手段，获得名利才是目的。在中国的学术界，名利的分配原则完全按照生物界的丛林规律：弱肉强食。只不过这个强弱不是学术能力的强弱和学术成就的高低，而是权力的大小。所谓“小钱大评，中钱小评，大钱不评”就是科研资金分配现状的真实写照。“小钱大评”和“中钱小评”为的是掩人耳目，以利于那些当权派大搞“大钱不评”。为了几万、十几万元的科研经费，多数学者要焚膏继晷地写申请，并且要托门子，找关系。而那些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的科技资源，只需要学术界的大腕儿们闭门商量商量就能够瓜分完毕。这就是所谓的自己立项、自己招标、自己评标、自己中标、自己决算、自己验收。(老田：中国的高等知识精英到底有多腐败?)。在工商界，这是犯罪；在中国的学术界，这却是常规。
其实，不仅是科研资金由权力来分配，在中国的学术界，各类名目繁多的评奖、晋级、涨工资、分奖金，无不由权力来决定。前面提到的那个“学术巨骗”蒋民华，那个“用权力写作”的潘国和，都是把学术权力运用到了极至的典范。看看中国学术界的评奖内幕：“笔者有幸多次担任所谓评委，对评奖内幕略知一二，首先评上较高等级奖项的一般都是这些专家本人的成果，其次是他们的熟人、朋友、同学或自己的学生、老师、上级等，再次才由其他人瓜分剩下的残羹剩饭。这些评委的评奖方法不是认真阅读原著，也没有时间去阅读堆积如山的原著，而是根据作者本人所填内容胡乱打分。这种方法评出的成果多为平庸之作，少有创新之作，还有许多就是泡沫成果、文化垃圾。可笑的是评奖结果一公布，下面便奉若“圣旨”，增加工资，扩大房子，安排孩子……”。(沙林：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倒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在中国的学术界，立法、司法、行政可以说是三权合一了。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
对权力的崇拜造成了中国学术界的另一个特色：学霸、学阀横行。学霸、学阀主要是两类人：一类就是中国的院士，他们虽然自己很少干学术工作，但他们有着“副部长”的级别，是国家认定的学术权威，因此他们可以颐指气使，飞扬跋扈，一副暴发户的嘴脸。据揭露，武汉一所大学曾邀请一个年逾古稀的院士评审一个科研项目，可这个院士竟然要求对方同时支付一个“韶龄少妇”的往返机票。这一对老男少妇在从事学术活动中同吃同住，毫不顾忌。(老田：中国的高等知识精英到底有多腐败?)。由此可见中国的学霸们已经猖狂到了何等地步。去年非典期间，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将非典的真正元凶━冠状病毒━与非典联系在了一起，他们的发现比香港科学家要早了几周。可是，由於中国的一位院士已经提出了非典的病原菌是衣原体，所以这些非典病毒的发现者根本就不敢把自己的发现公诸于世。(Enserink, 2003)。我曾评论道：“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应该是军人，如果不是这些军人科学家的胆子太小，那一定是中国的院士淫威太盛！”(亦明：面对非典，中国的科学家是打了胜仗还是打了败仗？)。中国科学家的工作失误是非典在中国大流行的主要原因，而学霸学阀的横行霸道是导致中国科学家工作失误的主要因素。
另一类学霸和学阀是各个学术单位的主要领导，如研究所的所长、学院的院长，等等。这些人手中握有实权，并且有继续向上爬的野心，所以他们干起事情来，特别地心狠手辣。诸如提拔亲信，强占公款，欺上瞒下，巧取豪夺，几乎无所不用其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这个只有600余人的研究所，公车就有100辆，所长、副所长的年薪都达几十万元人民币之谱，需要分几个户头入账。国家在过去几年内给他们下拨了上亿元的科研投资，但全所只在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了六篇论文，其它如产业化项目一个都没有，相当于每篇论文的造价是两千万人民币。即使是这样，它的一个研究室主任还恬不知耻地叫嚷：“没有什么项目干不成，只要再给我两个亿。”(天地人：中国科学院的冰山一角)。这哪里是学者在说话，简直就是街头无赖在敲诈勒索！其实，就象那篇文章的标题所说，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的情况只是中国科学院的冰山一角。如果不信，就问问中国科学院各个研究所的所长，谁敢拍胸脯说自己没有搞过腐败？不搞腐败，他们爬不上去。不搞腐败，他们也混不下去。
学霸、学阀的横行肆虐，在中国的学术界造成了这么一种氛围：想要在学术界混下去，并且混得好，就必须要努力争取捞个一官半职。学术，在中国的学术界根本就没有位置。
3 学术权力的扩张：招生黑幕大曝光
瓜分学术界内部的利益，对某些人来说，既可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可能是感到满足不了自己的贪欲。於是他们开始把手中的特权向学术界以外扩展。学术界手中有什么特权？第一，他们有招收学生的特权。第二，他们有授予学位的特权。在这个重视知识、重视学位、喜好攀比、讲究“面子”的国度，这个两大特权被中国的学术界运用得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中国学术界使用授予学位特权的招数五花八门，什么专升本、本升硕，什么函授硕士生，什么在职博士生，其本质，与贩卖学位毫无二致。(檀传宝：谈“学术腐败”与“学术贿赂”)。最近有消息说，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个研究生班录取了一名只有初中学历的青年，并且接连催促对方交纳两万多元的学费。(许金晶：初中毕业生交钱就能上北大研究生引发激烈争论)。所以说，在目前的中国，只要有实权，什么样的学位都能够得到；只要肯交钱，什么样的学位都可以买到。
中国学术界利用招收学生的特权来搞腐败，到目前为止，被揭露的主要有两起。第一个是上海交通大学，第二个是海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招生黑幕之所以被揭开，相当有戏剧性。当时，上海交大的网络发生了故障，不能与外界连接，学生们就在校内网络游逛，结果巧遇该校教务处的一份文件。通过上交大的BBS系统，中国人民总算见识了中国知识分子掌权之后的丑恶一面。这份文件实际就是一个关系图，上面列有这么几个栏目：考生姓名、生源、分数、加分、专业情况、委托人、拟解决意见。在这些栏目下面，还分有校领导接收、中学校长推荐、2001年外地生源机动指标讨论材料等几个类别。整个文件涉及百余名考生，高考分数最高的为632分，最低的只有426分。如果看一看“委托人”一栏，里面有“电力局纪委书记李永鸣之女”、“中医大党委书记张建中侄”、“盛校长之侄”、“教育部、王大中，吴建平之子”、“上海教育超市总经理王星之子”、“清华大学副校长余寿之”、“西南交大蒋校长之子”、“电子科技大学唐小我之子”、“教育部人事司管培俊司长”等等。在“拟解决意见”栏中，有“保证专业”、“120%”、“录取”等几类。总而言之，上海交大校长、副校长共七人，其中六人写了条子；党委书记、副书记四人，有两人写了条子，外加一个纪委书记。除了这些内蠹，参与这个招生黑幕的还有来自交大之外的四名院士。(江迅：高考开后门？交大起风波)。
搞交易，都是有来有往的。中医大党委书记、盛校长、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清华大学副校长余寿之、西南交大蒋校长、电子科技大学唐小我用什么来回报上海交大的盛情呢？傻子都能猜得着！
大学招生到底黑到了什么程度？没有绘画基础的人竟然能够在海南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高考专业课中得到第一、第二名的成绩。在学校组织的突击测验中，“2名学生测试的最高分是30多分，最低分为7分。成绩差得离谱。”这还是他们在这所大学学习了一年之后得到的成绩。海南大学在随后随机抽查了美术系2002级一百多名学生中的43名。在120张考卷中，有一半不及格，创作测验的最低分是2分。这2分是怎么得来的呢？因为这名学生在纸上画了几根线条。
海南大学同一届美术系的学生中有这么多画盲能够被录取，当然不可能是个别考生作弊的结果。据揭露，海南大学艺术学院“从1999年到2002年每年美术系的招生均由包括学院一名主要领导在内的两三个人主持，招生范围圈定在山东、河南、江西和湖南几省，从出题、考试(监考)到打分、录取都由他们全包。”难怪一名河南学生坦白说：“那边老师收了他的钱，担保他一定能够考上海南大学。”除了艺术学院，海南大学音乐学院有的学生考进钢琴专业不会弹钢琴，有人到了大学四年级还不认识五线谱，毕业生没有几个搞本专业。(乔华、胡辛：离谱的艺术类招生――海南大学艺术学院招生“黑幕”揭秘)。
其实，与研究生招生相比，高考招生还算是比较公正的。研究生招生有保送推研、代培扩招等多种名堂，而每个名堂下面都有各自的肮脏勾当。不久前，武汉大学的“推研”黑幕被揭：该校新闻与传播学院三个专业学习成绩前三名的学生，在“推研”时竟然全部落到前三名之外。(姚海鹰：武大2004推研黑幕)。原因？不用到黑幕后面看也能估摸个八九不离十。其实，就是在通过正常考试这个途径来招收研究生，中国大学做得也不干不净：由于专业课考题由招生的教授来出，而考卷也是由他来判，再加上所谓的“复试”，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一个教授想招谁，谁就能够考上；如果他不想招谁，即使是累死，考上的希望也不大。这在中国的大学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有位博导就恬不知耻地这么炫耀：他招的研究生，或者是局级干部，或者是美女。去年秋天，台湾女名人璩美凤投考复旦大学产业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她考了三门课程，其中两门不及格，三门课的平均分数不到48分，但照样被复旦大学录取。(心木：专业课33璩美凤被复旦破格录取)。这个勾当虽然肮脏，但却可能只肮脏了一半：复旦大学只是在录取时作了弊，在评卷时大概还是干净的。真难为了这所中国第三高校！
在揭露腐败现象的文章中，很多人愿意使用“冰山一角”来形容被揭露案件与尚未被揭发案件之间量的关系。其实，冰山的水下部分与水上部分的比例是8比1左右，但这个比例根本就不适用于中国的学术腐败。到底这个比例是多少，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但用“九牛一毛”也许不是过分的夸张。
4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鼓噪
从1998年起，zgzf开始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工程，叫做“985工程”。虽然从政治的角度看，这个工程没有太大的不妥，但从教育学的角度来审视，“985工程”是非常盲目和无知的，它与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跃进”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从未有过由中央政府出面、如此大规模地打造“世界一流大学”的先例。美国没有，英国没有，德国也没有。其次，仅靠金钱不能够造就世界一流大学，这已经是国际高等教育界的共识。上世纪七十年代，rib政府刻意要在筑波科学城建立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於是把前东京教育大学改造成了筑波大学。三十年过去了，筑波大学不仅不是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即使在rib，它也与私立的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国立的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不在一个档次。第三，目前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几乎都是自己成长起来的，而推动他们成长的动力有两个，一是坚持学术原则，二是拥有充沛的资金。中国的大学放弃学术原则在先，要靠金钱进入一流大学行列，无异于缘木求鱼之举。
既然“985工程”是政府行为，它与学术腐败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前面提到，“985工程”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跃进”非常相似。大跃进的实质就是无知加狂妄，这已经被历史充分地证明了。而在当时，中国的一些学术领袖就曾为那场无知的运动提供“理论依据”，摇旗呐喊，推波助澜。[亦明：扯下中国院士的神秘面纱(一)：丧失了社会良心的院士]。而就在“985工程”开始后的几年间，中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也就是北大清华的校长书记们，罔顾历史事实和现实条件，先后提出了北大清华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时间表”。这么愚昧的行为，却能够在中国毫无掩饰地粉墨登场，是中国的学术水平太低吗？当然不是。是他们欺人太甚！没看到吗？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就在自己的学术论文中就公开歪曲、捏造事实，鼓动政府出资建设一流大学。(亦明：闵维方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吗？)。表面上看，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可能是出於无知或者如有些人所猜测的那样，是为了应付政府的需要，但其实质就是放弃学术良心，欺骗政府和社会，以达到获得政府大笔拨款的目的。开列进入一流大学行列时间表，在性质上与在大跃进年代提出“亩产万斤”理论是一样的。历史的悲剧正在重新上演。
一个大学难道能够靠撒谎和欺骗进入世界一流行列？除非这个行列的成员全部是骗子！
其实，参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鼓噪，仅仅暴露出了中国大学校长们贪婪浅薄的一个侧面。去年夏天，一则“北大才子长安街头卖肉”的消息成为酷暑中的热门新闻，可北大校长却不冷不热地放出了“北大学生卖肉完全正常”的论调，要北大的学生甘当普通劳动者。一边是口口声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一边却要自己的学生甘当普通劳动者，谁能够搞得清这位校长是在用什么逻辑来思维呢？(亦明：北大才子卖肉与北大校长卖人)。有位北大学生说，(“北大学生卖肉完全正常”)这样的话全国人民谁都可以说，就是北大校长不能说。可惜的是，这位北大校长连这么点儿见识都没有。
中国的大学校长“烂”到了什么程度？看一看参与上海交大招生黑幕的上海交大校长、西南交大校长、清华大学校长、电子科技大学校长(见上文)，看一看自家院内臭气熏天却对公众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的南京大学校长(见上文)，看一看抄袭剽窃的东南大学校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方舟子：“北航”斯德谊、乐强、沈士团、李景文被IEEE确认抄袭并处置)，看一看公开嫖娼的合肥工业大学副校长(hf555：“政治腐败”必然孕育出“学术腐败”)，再看一看参与经济犯罪的延安大学校长(佚名：从羞羞答答到雁过拔毛延安大学原校长受贿“成长”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院长(原春琳、刘万永：代表委员呼吁 遏制高校经济腐败)、同济大学副校长(曾祥生：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吴世明受贿 一审被判刑十年)、首都经贸大学副校长(程婕：首都经贸大学原副校长姜忠波受贿被判刑11年)、成都大学副校长(张学勇：搞贪污竟怪“会计懒”)、成都理工大学副校长(刘德华、刘艳：贪污学生“点招费” 原成都理工大副校长被捕)，这些人，他们的所作所为，构成了中国高等教育现状的一幅特殊“清明上河图”。
如此大规模的大学校长腐败，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想要靠这帮人来领导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算是党中央国务院把全中国的所有财富都给了他们，他们也还会嫌钱少，他们也还是建不成。
在中国的学术界，小偷强盗遍地，学阀学霸横行：这一切，哪里有一丝一毫“象牙塔”的身影？哪里有一点一滴“净土”的气象？这还是学术界吗？不，它不是。因为中国的学术界根本就不是在搞学术，他们早就放弃了学术原则。这就是学术原则腐败。前面提到，学术原则腐败的实质就是学术界整个系统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而变成利用“学术”的名义来追逐名利。
根据什么这么说呢？
1 教授的贬值和院士的升值说明了什么？
学术界包括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机构，其组成人员包括在这些机构担任教育或研究工作的所有成员。在中国，学术界内的等级之多，世界罕见。除了按照国际惯例在大学中有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这四个主要级别之外，中国的教授还按评上的年头分为“88年以前”和“88年以后”的两群，前者享受高干待遇，得了病可以住单间，而后者则是一群大路货，得病住大病房。(佚名：中美教授谈学术腐败访谈实录)。目前中国的大学又独出心裁地在教授这个级别中增加了校聘教授、院聘教授、特聘教授，以及“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这么些个级别。除此之外，还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教授、“长江学者”教授等等名堂。近年来，由於“985工程”的实施，“若干所大学”用国家专款给教授涨工资，於是又有了“一岗、二岗、三岗”教授。即使这样，也还是满足不了中国学术界对等级制度的热爱。随着“院士”人数的剧增，中国的学术界又猛然多出了一个“最高权威”阶层。所以说，中国的教授实际是分为三六九等的。
教授等级的增多说明中国的“教授”头衔大幅度贬值。确实，在中国的大学，教授人数之多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程度。据说一个大学校长的司机竟被评为副教授，而一个大学的膳食科长都不稀罕当教授，而要当博导。(佚名：中国“教授满街走”)。在中国的大学里，任何人，只要稍微有点手段，并且靠够了一定的年头，就可以得到教授的头衔。“大学教授太多太滥”，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张鉴祖做出的结论。(陈娉舒：基础研究评价体系应与国际接轨 大学教授评审制度应与国际接轨)。就目前而言，中国大学教授整体学术水平之低劣，不论是与世界各国横向比较，还是与中国百余年学术史的纵向比较，都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这一点，只要看看中国学术界最高权威，院士，就一清二楚了。(亦明：从SARS研究看中国的院士)。
中国的教授到底有多“菜”？没有真才实学的商人吴征，能够轻而易举地成为北大清华的客座教授。其它如北大的“门修斯”教授、“阿米诺酸”教授更是尽人皆知。[亦明：无耻的嘴脸贪婪的心(一)：评北大“向着世界一流大学迅跑”]。再看看清华大学的“妖魔化教授”李希光(http://xys.org/dajia/lixiguang.html)、“十面博士”董关鹏副教授(http://xys.org/dajia/dongguanpeng.html)，其它学校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在中国，你只要稍微有点儿名气，只要你自己有胆儿，不论你的学问高低，你都可以当上教授。这不，一名普通的相声演员，竟然被四所大学争先恐后地聘为教授，并且是不同专业的教授。(佚名：牛群当教授网上网下遭围攻)。
不过，菜教授本身并不完全是教授贬值的原因。中国教授贬值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学术界内部自我调整机制失控，最后为了瓜分利益，把手伸向政府、伸向社会，因为国家给教授以一定的待遇。不以学术水平为依据，而以利益分配为取向进行学术职称的评定，是中国学术界腐败的第一表征。这一表征目前已经在博导、院士的选举、评定中暴露无遗，因为每年的增选，都是个人利益、单位利益、集团利益的重新划分。
与教授的贬值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院士的身价在过去的十年间的大幅度升值。为了能够当上院士，院士侯选人及其所在单位不惜花费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人民币来搞宣传(“包装”)，搞公关(行贿)，使院士选举变成了院士选战。(佚名：两院院士选举争论不断 选举为何退化成“选战”)。尽管院士人数以每两年超过百余人的数字递增，但这些名额似乎永远也满足不了中国学术界的胃口。
选举为什么成了选战？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当上中国的院士是既有名，又得利。因为院士是国家认定的最高学术权威，他们享受副部长级别的待遇，他们还能够争取、控制大笔的科研经费。看看那乱哄哄的选战场面，人们不禁会联想到民国年间曹锟的总统贿选以及近年间台湾层出不穷的政界贿选丑闻。其实，中国院士目前的选举与贿选在性质上几乎毫无区别。谁能被选上，看的不是他的学术水平，而是看“单位实力、推荐力度、本人背景――比如哪个学校毕业的、学部里校友和同事多不多、竞争者的实力强不强。”(佚名：两院院士选举争论不断 选举为何退化成“选战”)。什么叫单位实力和推荐力度呢？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就透露说，“现在都是由单位出面帮助候选人送材料、‘打招呼’甚至送钱送礼”。(引文同上)。另据揭露，某大学为了某教授能够评上院士，“过年期间由学校开出一辆蒙着帆布的大卡车，停放在校驻北京办事处。据说车上共计有20余万物资用来送人。”(教授：体验高校的教育腐败)。清华大学的一位院士对院士的“选举”有这样的心得：“评选院士这个东西, 得有人抬举, 关键的自己还要识抬举, 二者缺一不可。”(佚名：原来中国科学院也是藏污纳秽之地)。
实际上，院士升值与教授贬值的原因是一样的：学术界内部自我调整机制失控，然后人为地制造了这么多“学术权威”，以便让政府和人民给予他们以优厚的待遇，同时把掌管中国学术界的大权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中。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院士就等於学阀和学霸。
2 水博士泛滥成灾说明了什么？
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的学术界不仅仅是教授多了，院士多了，而且拥有博士学位的人也多了。博士多到了什么程度？据说目前在读博士生人数已经达到12万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稳居世界第三。按教育部的规划，到2010年，中国每年将有5万人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世界第一。中国的学位制度从七十年代末刚刚起步，八十年代初开始授予博士学位。1983年，北京大学专门请了一百多位专家给数学系研究生张筑生一个人搞博士论文答辩，才使他获得北大授予的第一个博士学位。(孙献韬、杨连成：张筑生 了不起的教授)。曾几何时，中国的博士教育几乎可以与牧童放羊相媲美。一个博导同时指导几十名、上百名博士研究生的例子已经算不上是新闻了。据说某大学的一次博士论文答辩会，一位博导的八名弟子同时上阵，一举拿下了八个博士学位。难怪这被称为中国的“博士大跃进”。(大雷：学者质疑当今中国“博士大跃进”)。博士大跃进的直接后果就是博士水准急剧下降，以致这些新科博士被称为“水博士”、“土鳖博士”，并且全线贬值。(兆丰：高等教育之怪状–研究生可能遭遇“集体贬值”)。
博士泛滥与学术腐败有关系吗？当然有。首先，学校建立博士点，以及教授升博导，这里面的猫腻多着呢。为了开设、增加博士点，中国的大学可以说是使尽了全身的解数，可以说是不吝巨资，可以说什么事情都肯干，但就是不干正事：他们连开会都要在黑夜里进行。(王克安：是“学术腐败”还是“不良行为”呢？)。现在，申请博士点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所谓的“公关”。 “公关” 是干什么？它包括把其它单位的名人，如院士、博导等等，拉到自己的旗下，然后围绕着他们来组织材料，提出申请。申请送出去之后，再派人到评审人那里去“打点打点”。据说每个博士点的公关费已经达到了几十万元人民币之谱。那些被拉到旗下的名人们并非真的调转了工作单位，实际上只是在新单位挂个名，简称为“挂”。一旦一所学校有了第一个博士点，它就可以利用同样的方法争取第二个、第三个，只不过“公关”难度越来越小而已。据揭露，湘潭大学早在1998年就提出了“只要能申请到博士点，不惜财力”的口号。到了2003年，他们又提出了“要不惜一切手段，今年的博士点要保５个争取８个” 的奋斗目标。果然，这个被自己的学生评价为“连硕士都培养不好” 的大学，现在已经有了九个博士点了。好一个“不惜财力”！好一个“不惜一切手段” ！简直就是一副赌徒的架势。
除了把名人“挂” 到自己的学校来争取博士点之外，中国博士教育的另一个特色就是所谓的“靠”。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那些没有博士点的院、系，他们可以依靠本校(甚至其它学校)的“相关”博士点来评定博士生导师、招收博士研究生。这个“相关”的学问可大了，他们几乎能够把学术界任何学科都给相关进去。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大学，没有博士点照样可以培养博士。听起来奇怪吗？可中国的学术界人士对此早已经见惯不怪了。
也许有人对学校下那么大的气力争取博士点不太理解。那么我就简单地解释解释。首先，博士点的多少，是中国大学排名的重要指标，而学校排名的高低，既是学校领导的政绩，又决定学校的经济利益(考生的多少，学费的高低，等等)。其次，学校每招收一名博士研究生，都可以得到很大的收入，包括政府拨发的人头费和学生交纳的学费。政府的人头费虽然不多，但是相当于白得的。除了这笔钱，国家还给每个研究生生活补贴。有的学校还可以从这上面揩点油水。(亦明：东南大学：不许盘剥研究生)。第三，博士生是维持博导存在的基础。笔者就亲耳聆听过一位博导炫耀自己是如何搞学问的：每当听到一个新的信息(新技术，新苗头，新趋势)，不管自己懂不懂，不管是不是自己的研究领域，他都立即命令手下的研究生去查阅文献，然后着手申请课题。虽然成功率不高，但东方不亮西方亮，靠广种薄收，靠人际关系，每年搞个几十万元人民币还是绰绰有余的。所以说，没有这些研究生，那些博导们就不知道如何做学问了。大学拼命争取博士点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博士研究生是目前中国最廉价的劳动力。岂止是廉价，很多人还要自掏腰包来给自己的导师(通称“老板”)打工。据一所大学科研处的工作人员说，“学校鼓励导师拉项目，至于导师培不培养学生的问题，只能学生与导师协调，学校概不过问。”(逸文：导师是“老板”吗――看研究生给导师“打工”)。所以说，在大力提倡“产学研”的中国学术界，博士生是学术产业这个血汗工厂的包身工。没有这些廉价劳力，中国的大学怎么能够发展自己的“高技术”产业？
看到这里，中国的博士泛滥成灾的原因也就清楚了。博士点是学校花钱买来的，博导称号是教授们拼老命争来的，这是既得利益。不多招博士生，对不起学校，对不起自己。而博导的学术水平比博士生还要低，也就难怪中国的水博士的数量如同洪水泛滥了。中国的博士到底有多么“水”？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系的一个博士研究生在七天之内完成博士论文，可以说是世界之最。(子江：北京科技大学哪里算什么著名大学？)。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枪手，一个月内就能够“搞定”一篇博士论文，而这篇论文却能够在答辩时一次通过。(佚名：博士论文顶级“枪手“仅高中学历 一字开价至少一元)。这样的博士，在中国近年的博士大跃进中，可以说如雨后的蘑菇，层出不穷。
上面说到的博士虽然“水”，但却是真正的中国博士，可以简称为“真的真博士”。除了这些真的真博士之外，在中国的学术界内还有“真的假博士”和“假的真博士”。所谓真的假博士，就是那个博士学位来自野鸡大学，实际上是花钱买来的学位。比如北大和清华的客座教授吴征就是从美国一个小青年创办的巴灵顿大学得到了这种学位。吴征教授不仅是真的假博士，他还是假的真博士：他没有在复旦大学上过课，也没有通过复旦大学的学位答辩，但却拿到了复旦大学真正的博士学位证书。奇怪吗？感到奇怪的人一定会被中国的学者笑话：too simple，too naive！
吴博士虽然没有花力气读书，但却肯定是花了不少的金钱。在中国，能够搞到学位的除了金钱，还有权力。有人统计，根据报纸上公布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简历，他们之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拥有博士学位。(陈鲁民：到底要培养多少“水”博士)。这些博士是怎么来的，中国的大学应该最明白。(邹德学：水泊梁山新闻多 李逵考研)。学位，这个被国际学术界视为学术尊严的标志，却被中国的学术界当成了可以交换的商品，“位”还在，“学”却没有了。中国的学位何不改名为钱位、官位？
官学勾结，学商为奸，是中国水博士泛滥成灾的另一个原因。
3 学术权力的扩张：招生黑幕大曝光
瓜分学术界内部的利益，对某些人来说，既可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可能是感到满足不了自己的贪欲。於是他们开始把手中的特权向学术界以外扩展。学术界手中有什么特权？第一，他们有招收学生的特权。第二，他们有授予学位的特权。在这个重视知识、重视学位、喜好攀比、讲究“面子”的国度，这个两大特权被中国的学术界运用得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中国学术界使用授予学位特权的招数五花八门，什么专升本、本升硕，什么函授硕士生，什么在职博士生，其本质，与贩卖学位毫无二致。(檀传宝：谈“学术腐败”与“学术贿赂”)。最近有消息说，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个研究生班录取了一名只有初中学历的青年，并且接连催促对方交纳两万多元的学费。(许金晶：初中毕业生交钱就能上北大研究生引发激烈争论)。所以说，在目前的中国，只要有实权，什么样的学位都能够得到；只要肯交钱，什么样的学位都可以买到。
中国学术界利用招收学生的特权来搞腐败，到目前为止，被揭露的主要有两起。第一个是上海交通大学，第二个是海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招生黑幕之所以被揭开，相当有戏剧性。当时，上海交大的网络发生了故障，不能与外界连接，学生们就在校内网络游逛，结果巧遇该校教务处的一份文件。通过上交大的BBS系统，中国人民总算见识了中国知识分子掌权之后的丑恶一面。这份文件实际就是一个关系图，上面列有这么几个栏目：考生姓名、生源、分数、加分、专业情况、委托人、拟解决意见。在这些栏目下面，还分有校领导接收、中学校长推荐、2001年外地生源机动指标讨论材料等几个类别。整个文件涉及百余名考生，高考分数最高的为632分，最低的只有426分。如果看一看“委托人”一栏，里面有“电力局纪委书记李永鸣之女”、“中医大党委书记张建中侄”、“盛校长之侄”、“教育部、王大中，吴建平之子”、“上海教育超市总经理王星之子”、“清华大学副校长余寿之”、“西南交大蒋校长之子”、“电子科技大学唐小我之子”、“教育部人事司管培俊司长”等等。在“拟解决意见”栏中，有“保证专业”、“120%”、“录取”等几类。总而言之，上海交大校长、副校长共七人，其中六人写了条子；党委书记、副书记四人，有两人写了条子，外加一个纪委书记。除了这些内蠹，参与这个招生黑幕的还有来自交大之外的四名院士。(江迅：高考开后门？交大起风波)。
搞交易，都是有来有往的。中医大党委书记、盛校长、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清华大学副校长余寿之、西南交大蒋校长、电子科技大学唐小我用什么来回报上海交大的盛情呢？傻子都能猜得着！
大学招生到底黑到了什么程度？没有绘画基础的人竟然能够在海南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高考专业课中得到第一、第二名的成绩。在学校组织的突击测验中，“2名学生测试的最高分是30多分，最低分为7分。成绩差得离谱。”这还是他们在这所大学学习了一年之后得到的成绩。海南大学在随后随机抽查了美术系2002级一百多名学生中的43名。在120张考卷中，有一半不及格，创作测验的最低分是2分。这2分是怎么得来的呢？因为这名学生在纸上画了几根线条。
海南大学同一届美术系的学生中有这么多画盲能够被录取，当然不可能是个别考生作弊的结果。据揭露，海南大学艺术学院“从1999年到2002年每年美术系的招生均由包括学院一名主要领导在内的两三个人主持，招生范围圈定在山东、河南、江西和湖南几省，从出题、考试(监考)到打分、录取都由他们全包。”难怪一名河南学生坦白说：“那边老师收了他的钱，担保他一定能够考上海南大学。”除了艺术学院，海南大学音乐学院有的学生考进钢琴专业不会弹钢琴，有人到了大学四年级还不认识五线谱，毕业生没有几个搞本专业。(乔华、胡辛：离谱的艺术类招生――海南大学艺术学院招生“黑幕”揭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