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行者

 

这是法国人1974年拍的一部电影,描写中国派了6亿人民解放军进军欧洲，不费一枪一弹和
平占领了西欧各国，法国总统逃到美国，留下一帮“合作分子”建立了中法合作共和国，
担任首脑的那个老兄竟然酷似希拉克。解放军把老佛爷百货大楼作为总指挥部（现在老佛
爷真的也差不多被中国人占领了），禁止饮酒，取缔色情业，没收所有的小汽车，出租全
改成人力黄包车，让法国专门负责生产壁炉烟囱。最后解放军没能抵抗住糖衣炮弹的进攻
，全线撤退。

IMDB上有这部影片的介绍

IMDB编号：0069874
发行年代：1974
导演：Jean Yanne
编剧：Jean Yanne / Robert Beauvais / 更多…
其他影片别名：Chinese in Paris (International: English title) / Cinesi a Parig
i, I (Italy)
演员表： Bernard Blier ….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Michel Serrault …. Grégoire Montclair
Yves Barsacq …. Le général moustachu au bérêt rouge
Paul Mercey …. Un résistant
Jean Yanne …. Régis Forneret

色彩：彩色
片长：USA:115 min
国家/地区：法国 / 意大利
对白语言：法语
混音：Mono
级别：Finland:(Banned) / Sweden:15
上映日期：法国：1974-02-28 / 瑞典：1976-02-16（飞扬军事）

 

 

 

 

 

 今天看了浙大第一愤青教授给本科新生演讲，果然名不虚传。这家伙2个半小时一刻不停，从“我要给你们洗脑开始”，从日本的大学排名，再到中国的排名，大学的专业排名，而后有提及浙大的校史，还拿他跟易中天比，吹起牛来估计浙大没有人能比得上。。。

总结一下：他的演讲一般有几大要素：

1、他很牛，浙大亦很牛

2、英语是垃圾

3、大学之爱情观

4、他的个人教育观及其儿子二三事

5、日本的留学趣事

＝＝＝，自由组合

窝发现要向他学习，学习他的演讲水平。

OS作业做什么好呢？发现编个shell太恶了，哪本边干边学上都有，3个人做这点工程量恐怕不行。刚刚想到的不知道能不能编个伪web os（参考http://www.youos.com/html/），当然远程还是linux，先模拟下shell，刚好师兄有flash编程的项目，明天问下有没有实现的可能。

下午把端口过滤的snmp命令加了进去，交叉编译通过，还没运行过。

胡core还真是快刀斩乱麻，团派似乎气势汹汹，不过30年河东，30年河西，如果他没有根本解决制度问题的话，10年以后等待他的下场就是老江现在的境况。

初步定于2号回家，好好过个中秋～

2006年9月23日，自由主义学者，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在“国学传统与现代文明”论坛上发表演讲。此文根据现场速记整理

朱学勤：

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大夫有一种文化优越感，由此演变为近代条件下把制度选择的失败归咎为是文化的原因，然后再推出一个文化决定论。这既表明了近代条件下知识分子失败的沮丧感，又是他们对古代社会文化优越感的一种回归。

我们自由主义在第一代思想家严复那里就出过偏差。严复把中华民族落后的根源第一次定位为是文化落后，第一次提出是国民素质问题。戊戌变法失败后，国民素质论被梁启超接过去，用以推脱六君子政治操作失败的责任，演化为全民有责任的决定论。

到了1917年被我们自由主义第二代的大师胡适接过去，明确形成文化决定论。胡适是用这个解释辛亥革命后短暂的复辟。

胡适的文化决定论到鲁迅那里走向更偏差的第一步，鲁迅终于喊出国民性的改造，问题不在于士大夫，而在于普通老百姓。这样一种文化决定论的步步推演，已经埋伏下60年后文化革命的逻辑。我认为文化革命的逻辑，实际上是从五四开始，几代知识分子一个共谋的结果。

我是尊敬胡适的，尊敬他的程度超过鲁迅，这并不意味着我会沿袭胡适早年思想上一个结构性的矛盾。矛盾在哪里呢？胡适在政治上是一个渐进主义者，他反对用革命用整体解决的办法来改变中国；但是，胡适在文化上却是一个激进主义者，他要求彻底改造中国的文化。

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掀起几次大的文化争论，从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一直延续到台湾六十年代文兴时代。

三次文化争论我认为乏善可陈，如果最大的成果可能是启发那个叫毛润之的湖南青年，立下一个大弘愿，一旦掌握政权，仅有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是不够的，只有将革命引入文化改造，人性改造的层面才是千秋伟业，不仅他的反对，连他的追随者都忽视了毛泽东内心的弘愿。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文化革命失败之后，到了八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第一件想做，或者能做的事情居然还是文化大讨论。最为吊诡的是知识分子一面诅咒文化革命，一面重复文化革命逻辑，即：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文化问题，文化不转型，四化无希望！文化不转型，民主无希望！文化不转型，自由无希望。

我想毛泽东如果在八十年代能够复活的话，他一定会觉得奇怪，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还要否定我呢？我们本来是同志，是团结在五四旗帜下，文化革命的战友，我和你们的共识都是文化要革命，我和你们的区别仅仅在于我的革命是从革你们的命开始，而你们的文化革命只是要从革民众的国民性开始。但是，谁又能区分你们的国民性一定能致万于中国的国民性呢？能够致万于中国呢？所以到89年下半年毛泽东如果活着，他一定会劝阻三五九旅的旅长王震，叫他不要咒骂电视片《河/殤》，他会说“王大胡子，他们文化讨论到这一步，已经把我的文化革命从窗口抛出，又出窗口接回来了，让知识分子继续呼唤文化吧，只有解决文化问题才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前提，这不比我的文化理论更有生动，更有说服力吗？”

我完全同意儒家朋友们的历史悲情，我们都说中国二十世纪的前七十年是苦难深重的七十年，是上帝虐待中国的七十年，因为我们放眼世界，没有一个民族在这个七十年里面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死了这么多的人，但是上帝如果听到这样的抱怨他会鸣冤叫屈的，他说为了让中国人清醒地看到文化是重要的，但不是决定性的，他在地球上特意安排了同一个文化版图上截然不同的制度选择的对比，比如，他安排过东西德的对比，他安排过南北韩的对比，安排过南北越的对比。而在中国，他唯恐人们看不清楚他特意安排三块对比，同一个文化版图上。安排了大陆、香港与台湾的对比，在这个意义上说上帝厚待中国人啊。

甚至于到了6、70年代，他唯恐人们还看不清楚，在空间上的对比作那样的安排不够，他还要作时间上的对比，他特意安排一个时间差异，在中国大陆安排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毛的时代，是最强调文化，强调文化革命的时代，人性改造的时代。第二个时期是邓的时代，邓是最不强调文化的，最不强调人性改造，反过来是否定了文化革命，否定了毛的人性改造的政治家。他的改革与毛的文化一字之隔，重大的差别。毛是要向文化宣战，向人性宣战，但是邓是向文化言和，向人性言和的时代。这两个时代不是制度差别的时代，仅仅是政策差别的时代。

两个时代仅仅改换了一下政策，天差地别。大家就能看到，这两个时代是文化选择带来的吗？我认为不是的，是一个还没有到达制度选择，仅仅是政策选择带来的差别。这是常识，这是走出这个知识分子聚集的会堂，普通街民，凡夫走卒都能够看到的问题。

尽管我到现在认为中国是一个制度问题，不是一个文化问题，但是文化被制度约束，却使它不断地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无可奈何的话题，这是一个话题，而且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我应该面对这个现实，不得不来谈谈我对这一轮文化话题。

上一轮文化话题我讨论过了，我应该谈谈我对儒家复兴的看法，为什么会出现儒家的复兴，所谓的儒学热？

第一个原因，九十年代以来，各位搞传媒的朋友最有体会，意识形态大规模的撤离，不管我们以不断的意识形态遭遇，纠缠，每个星期都担心XX部的月评有没有我们南方人物周刊的名字，但是从历史的长程看谁都不反对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中国传媒遭遇的环境最根本的特点是意识形态大规模的撤离。

官学出现真空，官学本身空心化。刚刚杨锦麟已经提到，他敏感地注意到，我们的官方意识形态已经从反孔开始的，到二十一世纪已经转到他自己的对立面，各级官员穿上不三不四的汉服、清服开始祭孔了。一个官方意识形态从反孔开始到祭孔结束，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了。这是儒学出现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与八十年代文化热讨论不一样的是，如何解释九二南巡以来的经济崛起。解释经济崛起，官学话语苍白无效。

在去年最为乐观的时候，我们的报纸正在制造一个“北京共识”的神话，这个“北京共识”要取代“华盛顿共识”，呼之欲出，这个北京共识需要文化解释，它也需要，经济崛起需要寻找文化解释。前面讲的这两个背景有很大的政治性格，不要回避。

只有第三个背景因素，我认为是真实的文化问题，即海外华人的认同感。在毛泽东的时代，华人曾认同其世界革命的思想。尤其是东南亚，在柬埔寨、在印尼，华侨今天在那里的处境还在为这份认同付出代价。

九十年代以后，大陆停止了意识形态的输出，于是华人社区在1949年以前带出去的传统价值开始复归，他们需要文化认同，他们需要语言认同，这一块真实的。

我肯定儒学作为伦理层面的填空作用，它填补了官学意识形态大规模撤离以后，这个民族的伦理真空，它有积极的意义。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中国传统儒学当中是精华与糟粕共存，精华层面是儒学的抗议传统，始终在以道统抗争政统，强调从道不从君。这是最为精华的部分。

第三条，到目前为止，伦理儒学抗议传统，它有两种存在方式，一是民间方式，以民间方式出现的伦理入学抗争性格，乐观其成，我虽然跟蒋庆有很多的分歧，十几年前在深圳，我们打过口舌之战，但是我对蒋庆退到贵阳办阳明精舍的民间方式我是非常赞赏的，要比去年我们这么多大儒那么多的文化人物在人民大会堂高明得多、单纯得多、纯粹得多。

所以，我对这些年民间生活当中出现的儒学事件我始终持一个同情和支持的态度，比如说上海的孟母堂事件，孟母堂出现在上海，如果我还有一个孩子7、8岁的孩子，我未必会把我的孩子送进孟母堂，但是其他家长要送，这是他们的权利，我必须尊重。我反对教育部以行政的方式宣布孟母堂非法。这是极其粗暴的行政干预，没有道理的事情。我想肯定儒学伦理层面的价值，肯定它传统上的抗议性格，肯定这两者以民间方式存在，保留这两点，肯定三点。

二是儒学政治层面的作用，我是保留的。也就是说，我肯定伦理儒学，我对政治儒学存疑，也就是说，同样是蒋庆，他说的“王道“等等，我是保留的。我更保留把儒家上升为儒教，儒教上升为国教的冲动，我觉得中国几千年的古代社会当中，政教合一的传统非常地强大，政教合一之所以出现，除了君这一边的原因之外，儒家性格的依附性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因素。儒家有抗议传统，也有依附传统，我非常欣赏蒋庆退居贵州的阳明学社，很瞧不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发出来的文化宣言。

前者体现的难能可贵的抗议传统，后者既有一个长长的依附性格的尾巴，什么地方不好找，要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发几个文化宣言，哪怕到平安书院来发。

在一个民族崛起的时候有一个冲动要对文化崛起的冲动，有一个人这么做，就是李光耀，六十年代国家经济腾飞的时刻，李光耀把当时的时代解释为文化驱动，这个是儒家价值，他再深一步把儒家价值升级为亚洲价值，用亚洲价值来和普遍主义的政治文明抗衡，二十年过去，李光耀是一个诚实的人，他自己宣布，当年的这个文化解释是失败的，我想面临中国的这一轮崛起，我们的官方有李光耀式的冲动，我们民间知识分子也有李光耀式的冲动，我不反对他们对今天的经济崛起进行各种各样的解释，包括文化解释，我只是提示前车之鉴，不要犯第二次李光耀的错误。

我刚才讲到我同情儒家的悲情意识，更为赞同儒家的忧患意识，以忧患意识来谈历史教训，也许我们会更为亲切，也更为醒目。一个重大的历史教训是什么呢？二十世纪曾经有过一个经济体迅速崛起，但是他的政治文明没有根本地改善，这样的历史时期。那个地区的人们也曾经被经济崛起所陶醉，忽视了制度问题，忽视了政治文明的改善，急急忙忙地建立基于特殊主义而不是普遍主义的价值体系，而且把这个价值体系向外输出，陷本地区人民于灾难，陷世界人民于灾难。这两个地区，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我们今天还揪住日本不放，日本当初之所以陷，千条原因，万条原因，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在经济体系迅速崛起，政治文明没有根本改善的情况下，急于建立特殊主义的价值体系，并且向外界输出。

德国有教训，日本有教训，我希望我们的中国不提供第三个教训。

    各位朋友，中华民族的崛起不仅是儒家的希望，也是我们自由主义的希望，今天中国确实在崛起，他的希望在这里，他的忧患也在这里，让我们珍惜这个崛起，让希望而不是忧患成为二十一世纪的现实。谢谢大家！

陈明（儒家代表人物，儒教研究中心秘书长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对朱学勤先生的讲话我有几个问题。他讲得很好，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对自由主义前辈们的一些观念进行反思，这确实是很难的，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身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崇高感、悲壮感和傲慢。他这里表现了这一定，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可是有三点，我在这里记了一下，一个是说反对文化决定论，这是对的，你给文化过多的荣誉必定带来更多的耻辱，这是更多的。所谓的文化决定论应该是文化对某些事情的影响力。反对文化决定论要把文革这种事说是受五四观念影响的结果，把文革是看作是一个与五四、新民、清华运动或者是新民性改造，一脉相承的，你把更深层的问题忽略了。

最后，他（朱学勤）说到中国不要成为日本和德国之后第三个输出特殊价值的教训或者案例的提供者，这和他前面的思维是一样的，日本不用说了，但是德国是要说以德国的剑来铸德国的犁，这不是一个文化而是利益问题，这是非常清楚的。

至于中国，中国改革不到位的时候，搞一些孔子学院，是不是成为第三个案例，这对想象力的要求太高了，如果不是偏见的话。

朱学勤：

当我说中国问题不是文化问题，是制度的问题的时候，我并不是否定文化问题的重要性，我跟已过世的经济学家杨小凯也多次讨论过，世界政治文明的建立，除了硬件之外，它的软件支持在哪里，杨小凯信奉基督教，他写过西方宪政和基督教的关系，这些观点我都是赞成的，我只是说今天的制度底下阻碍我们进步的是文化问题还是制度问题。每一个承担具体工作的人，呼吸中国大陆空气的人不难回答，我反对文化决定论并不意味着我坠入非常机械的制度决定论。在文化和制度的关系上，我的看法是让制度回归制度，让文化回归文化。是制度承当的责任不要转移出来让文化承担，文化承担不了制度的重任。

陈明提出，当我提出文化革命的源头之一，是毛作为五四愤青的一个文化理想，他提出是否夸大的文化作用，之所以发生文化大革命难道仅仅只是毛泽东的文化理想吗？我不会忽略文化大革命的其他原因，文化革命结束了，但是发生的制度基础和社会制度我到现在不认为已经彻底铲除了。

第一我要讲制度，第二我要讲政治原因，毛刘之争到底争什么，实际上毛最隐讳的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三千万人的灾难，毛刘之争是他察觉刘有可能在他身后清算三千七百万人的问题，隐秘最深的心理动机是他最不愿意说的东西，是偶尔显露而已，曾经有过一次的偶尔显露，就是1966年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毛突然冒出一句联想到刘的行动。所谓的“5•16《通知》”通知，他把刘少奇称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让毛最忌讳的是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把所有斯大林的错误都揭露出来了，追究斯大林的责任。

回过头来讲文化原因，我想重申一句，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除了我讲的制度原因，政治原因之外，确实有他作为五四青年的文化理想。而这个文化理想公正地说，是我们的五四先贤共同塑造的，毛只不过是饱吸了他以前已经登上文化地位上的这些人塑造的乳汁长大的，民族大悲剧是毛泽东和整个被他迫害的知识分子继承的共谋的结果。

第四个问题，陈明先生说当年发生二战是利益争夺，不构成我们中国的前车之鉴。这个问题允许我多说几句，如果按照已经被简化的历史教科书的说法，当年日本和德国之所以掀起二战的狂澜，那确实有的利益冲突，仅仅是要争夺阳光下的地盘，要瓜分殖民地等等。但是如果我们把历史打开，尤其打开历史被教科书阉割的那些幽暗面的话，我们就看到日本和德国当年就是闯下这个滔天大祸，除了陈明先生讲的那些原因之外，还有更为深刻的所谓文化上的原因。

日本当年皇军进中国不仅仅是刺刀进中国，他带进来的一个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文化诉求，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第二天，日本人渡过苏州河进入中国的公共租界，他做的一件什么事情教科书从来不愿意多说，就是把上海南京路两侧能够抓到的白人统统俘虏过来，强迫他们拉黄包车，然后让中国的老百姓坐黄包车，组织中国的老百姓夹道鼓掌，皇军当时的宣传是充满文化诉求的，我们来为你们报仇雪恨了，我们今天进入公共租界，我们不是占领你们上海的地盘，我们是来和你们一起帮助你们打倒白色帝国主义。白色主义除了掠夺我们东亚的经济之外，他们还窒息我们东亚的文化灵魂。

14年对日战争期间，中国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多的汉奸，二战期间有两个民族汉奸最多，一个法国，一个中国。这两个民族是历来强调文化作用的，但是当异族入侵的时候，他们涌现的跟外国侵略的“合作者”，法国人是最多的。我接下来讲的东西质疑的朋友不要敏感，我绝不是隐射，只是把问题引入更深的问题。

我跟法国的朋友探讨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们有那么多的法奸？我们有那么多的汉奸，汉奸只是归于道德品质，不能说服人，这些汉奸里面有一些非常有威望的人，比如周作人、胡兰成等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人当初提出文化认同的诉求。尤其是像周作人这样的五四时代的大师愿意跟日本人合作，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跟日本人的文化诉求合作，你们不能说我是汉奸。这个里面有非常深厚的历史纵深需要我们打开。

这个悲剧一直可以追溯到名末清初的时候，黄宗義、顾炎武、王夫之并称三大儒，三大儒坚持抗清，这三个人当中最难的是黄宗羲，他前半辈子坚持游击战争，九死一生，没有理由说这个人是一个软骨头，不是的，但是他后来跟满清统治者有这样那样的合作的。以至于今天评价明末清初的公案，各有各的说法了，我是以同情心解释黄宗羲为什么跟满清合作，一个重要的原因，康熙开博学鸿词科，当康熙说我开明史馆，我为你们的统治者树碑立传，这个时候黄宗羲坐不住了，先是派自己的弟子下山，然后派自己更亲近的人下山等等。他和浙江的满清的地方当局有书信来往。

这个地方反映了中国强调文化认同的知识分子一个难局，当统治者改变了简单的屠杀政策，使用文化认同来赎买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很多人碰到这一步时非常难解决的。我想黄宗羲到这一步他想得比较多的是统治者认同我的文化，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征服者被我的文化征服的，我当然可以和他合作了。用康熙的语言说，用统治者的语言来说，我不是征服者被征服，而是用一个文化认同来换算化解换得了你的政治变节。文化认同和政治变节之间有时候非常发生非常紧张的难局。我相信黄宗羲没迈过这一步，不要责怪古人，周作人也没有迈过这一步，不要苛求周作人，这里面有非常深刻的历史纵深还没有打开，文化认同和政治变节之间的关系。

德国不仅仅是利益争端，我想说的是德国是世界利益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文化优越与文明，我们认同本民族的文化，我们不接受在物质层面超过我们文明的一个国家，从赫尔德经过康德，到康德的学生非西德费希特，这样的一个文化至上论，最后成为德国民族主义的狂澜，希特勒之所以能够动员这么多的民众认同他的民族战争政策，不仅仅是他的福利政策，不仅仅是他利用了1929年的经济危机，在希特勒的国家诉求后面有一条又深又长的文化至上论的历史线索在支撑他。否则的话像海德格尔这样的大哲怎么会和希特勒合作呢？我们不能简单地停留于教课书的水准理解当年德国和日本为什么会发动侵略战争，后面的文化原因是什么，到现在我们没有充分打开过。

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不无忧患地看到，最近十几年中国的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当中，出现了一些类似的迹象，比如说我们的军人提出超限战，如果仅仅是军队的文职人员写这两本书也就罢了，但是高级将领居然提出我们可以跟美国打一场核战争，“我们可以牺牲西安以东所有的代价，把我们的导弹打到美国的领土上”，一言既出耸动了世界。虽然中央政府抑制了这种法西斯类的做法，这位少将后来被降职了，但是他能讲这种话是骇人听闻的，这是我担任军人职务八十年代无法想象的事情。

    我并不是说这种东西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主流，但是一些令人担心的迹象已经出现了。所以，我才说，我非常高兴我们的中国的经济崛起，也希望这场经济崛起后面有我们的文化解释，但是我确实有理由提示类似的现象，在类似的国家类似的时期出现过，中国应该避开这个前车之鉴。

上课也已经有段时间，那股新鲜感也已经消磨得差不多，该跷的课也开始跷了，该学好的课却还没有学好。针对我个人的情况，可能不适合科研，这方面兴趣也不大，又不准备读博，所以研究性的课程只要热痛割爱了。尽然很喜欢AI的徐老师上课的风格，但是也只好听听而不深究了，毕竟时间不多。计算理论也力图将上课的内容搞懂。而多媒体更没有多少兴趣，跷之。这学期准备重点突破的是操作系统，把Linux0.11的源代码完全看一遍，希望能对os能有整体的概念。

有些人，失去了才却觉得心痛，有些人，却时常给你一些手足无措。我不是一个善于承诺的人，因为我也不善于拒绝。时常担心介意别人，到最后却发现还是伤害了她。烦～～